西沐：数字化进程中艺术管理学科边界及研究内容

10/11.2024

西沐2024年11月10日在贵阳举办的全国文化艺术管理院系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数字化进程中艺术管理学科边界及研究内容

西沐 李颖珊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系，陕西 西安710065

内容摘要：在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发展背景下，文化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丰富的结构性变革，其中文化艺术管理及文化艺术经济的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特别是艺术经济从艺术管理的学科体系中不断分离出来的趋势，其学科体系不断建构，已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技术、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特色的艺术管理与经济的实践活动的独特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式艺术管理与经济的自主知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从艺术管理发展背景出发，梳理数字化对艺术管理学科分化的影响，理清艺术管理的学科定位与边界，对分化之后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体系进行阐释。

关键词：艺术管理；艺术经济；数字化；艺术管理学科

艺术管理的研究对象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传统、互联网到数字化，这种转变非常大。它不仅仅表现在增量和方向性的调整，更是在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以及对学科本体带来的冲击、对学科认知带来的提升。中国艺术管理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在基础设施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数智化语境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共同构成了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考量。艺术管理与艺术经济的不断崛起，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最大看点之一。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艺术管理需要从学科独特定位和鲜明特点出发，确定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与路径。特别是在数智化发展架构、学科定位确立、学科边界的理清、研究内容与体系建构等方面，是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展开与推进的核心命题。

数字化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共识，也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共同进程。数字化已经贯穿于艺术创作、艺术事业管理、艺术产业及其艺术治理的全过程。并且与这个过程相融合、相统一，形成了一个发展的整体。艺术管理的发展无疑会面对这一发展的背景与过程。之所以关注数字艺术的管理，这与艺术教育不断地分化发展密切联系。艺术管理是在艺术教育的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数字化发展是与艺术管理不断地走向综合化、数字化、智能化这一大的发展方向相适应的。

新时代促进了艺术管理与艺术经济的持续兴起与进步，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与变革，我们应当认识到将其作为战略方向的重要性。艺术管理与艺术经济的不断兴起，改变了艺术教育的发展的格局，特别是艺术管理的发展不断走向数字化，这是艺术管理的大方向。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艺术管理必须依据自身独特的学科定位和鲜明特点，明确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与路径。在此过程中，数智化发展架构、学科定位确立、学科边界的厘清、研究内容与体系建构等，构成了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构建得以开展并持续推进的核心命题。中国艺术管理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在基础设施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数智化语境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共同构成了自主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考量。

一、艺术管理快速发展的背景

数字化已成为当前的一种潮流趋势，渗透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构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与生态结构。文化艺术在数字化的催化下以更为快速、更有活力的方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文化艺术的重构也必然牵引着艺术教育学科的融合与分化，因此，为满足当前日渐丰盛的现实发展需求，艺术管理学科也在这一背景的推动下从传统的艺术教育学科体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

（一）数字化的发展过程

在数字化的发展过程中，已呈现出信息化、数字化到数智化的发展进路。如图1所示，依托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转变，社会经济形态得以逐步优化提升。这种形态的提升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更体现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层次的提升上。基础设施和经济形态的提升也为文化艺术事业的持续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文化艺术管理需求应运而生。为了更好地引导和规范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的管理，来促进艺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管理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科技融合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的进化与变迁大致经历了传统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新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数智基础设施几种形态。与此相应经济形态也经历了传统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形态→平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形态→数智经济形态的形态进化过程。基本的逻辑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变迁，使得价值发现的形式及能力与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艺术资源与艺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使得艺术学科方面的认知随着这一进程而不断得到提升与丰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是单纯的量变，而是形态的转变，五个经济形态是跃升的过程，是基于基础设施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这个过程带来的艺术管理变革。经济形态的跃迁之上，我们对艺术管理学科的认知也在不断提升。

图1 基础设施、经济形态变迁中的学科认知

首先，信息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融合进化，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与通信技术的不断融合发展，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迭代，大范围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论是从社会大的层面，还是个人小的方面，社会关系的网格化、个人生活的个性化、多元化，都高度依赖信息化的底层逻辑以及基于此的互联网技术形态。以互联网为技术、信息化逻辑为中心成为了现代化的一大标识和经济形态转变的重要基础。信息化逻辑打破了原有实体经济为主的环境下的生产方式，技术革命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坚实的条件和底层基石，并带动了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和应用。从意识形态方面，让大众对信息化逻辑有正向的认知，接受信息化带来的生活工作习惯的质变，进而与国际的联系更为紧密，社会发展更为国际化。其中，一些互联网技术与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融合的科技成果，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的大规模生产满足大规模需求的发展模式转向了互联网精细型发展方式。逐渐认知到科技融合发展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和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将发展重点转向互联网信息化的构建之中，信息化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与重要取向。

其次，数字化。数字化是信息化发展的结果。随着数字化新技术进入到大众视野，数字化的底层逻辑也在无形之间改变了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微观而言，人们的工作流程、实践和思考模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宏观来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经济运行的要素运转、深层机制都发生了变革。数字化促进了主体的开放性、连通性与参与性，实现了数据的要素化，推动了以数字资产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架构与体系，最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手段的改变，更新了原来的固有逻辑，形成了新的数字经济形态的趋势和发展要点。以数字化为底层逻辑形成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而形成了底层技术系统，克服了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分析、集存、利用、场景等问题，将数据要素在生产各个环节的利用更为高效全面，实现数字化逻辑的全方位应用和社会数字化转型大众化。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关系作用于社会，引发人们消费、生产的变化，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技术背后的底层逻辑从机制层面进行驱动，生发出不同的数字化形态，产生与之适配的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方式，数字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到大众视野与生活的。

再次，数智化。数智化是在信息化与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数智化的底层逻辑意味着场景中投射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两个场境，数字孪生的概念被推到台前，进阶的数字原生、模拟现实的虚拟世界、创新的虚拟世界与虚实结合的超越世界共存。在具体实践中，数智化已经被规划进行业未来发展之中，一些线上平台将重点放在个体内容的创造和交互，由个体的社交属性联结成新的虚拟生态系统，甚至是形成系统内的经济形态和规范治理。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多个超越现实的虚拟世界中发生活动行为，产生不同的虚拟生态体验和数字场境实践，深入到数智化的逻辑创建中。在技术生态上，人机交互、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了数智化逻辑的建构与完善。这些技术应用可以提升现有资源的应用，而越多地参与则会形成更行之有效的管理和运营。具体而言，即使是用户自己的创造，在新的空间下也可以参考商业运作的运营和盈利模式。因为它的数据、技术和容量的支撑已经足够个体的行为朝着更为智能化的方向进步，而不是单纯的数字化体验。而媒介的多元化，更为文化艺术作品和内容的传达添砖加瓦。数智化是多项未来技术的共同构建，因此对信息的处理、内容的转化更为全面和智能，观者在场境空间中可以享受到更加真实的“在场感”。从实体作品到数字艺术再到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背后是底层的思考逻辑和生产逻辑的更新和发展，[2]现实与虚拟的交汇共同形成了数智化的场境体验。

信息化、数字化与数智化是一种共生、共存与不断进化迭代的关系，共同组成了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业态形式，是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这三个逻辑发展形态对立起来，它们是一种共生、共存的进化关系。通过对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的三种不同的形态与底层逻辑的剖析与系统分析可以看到，从传播角度来看，信息化解决的是传播大众化问题；数字化解决的是大众化与场景体验的问题；数智化解决的是大众与个性化场景体验同时满足的问题。每一次基础设施的迭代和变迁，就可以带来新的用户体验并衍生出新的传播需求。

（二）艺术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分化

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以及艺术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与当前现实发展适应适配，艺术教育也迎来自身的交叉融合与分化过程。

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从一开始传统艺术教育，再到传统艺术教育-艺术管理，艺术管理开始分离出来，独立发展，再到传统艺术教育-艺术管理-艺术经济，艺术经济开始从艺术管理中独立出来，这是一个趋势。如图2所示，这一不断延伸的学科脉络，展示了学科间复杂而动态的交叉融合与分化过程。之前传统的艺术学科中主要注重的是艺术本体的教育，也就是艺术创造的过程。但对艺术发展的服务、管理、科技、市场及产业关注不够，很多领域目前还是空白。[3]同时，传统的艺术教育过多地关注艺术门类及艺术史论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严重忽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使得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出现严重脱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培养的大量艺术人才无法就业，而社会急需的人才又没有地方培养。[3]然而随着艺术以及相关支撑服务机构与体系的不断独立发展，需要相应的艺术管理学科教育为这些机构与体系服务，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地发展艺术管理学科的教育，培养相关人才，教育与管理大众。[3]这一趋势推动了艺术管理教育的兴起，使其从传统的艺术教育中分化出来，并逐渐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艺术管理主要是对不涉及市场与商业化艺术活动的基本层面进行管理，如艺术生产、展览展示（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保管（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等）、艺术教育、艺术政策、法规、艺术管理技术等。[4]艺术管理教育的出现，标志着艺术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再局限于艺术本体的探讨，而是将艺术看作一种资源进行价值发现和价值管理，致力于培养具备艺术素养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然而，随着学科的深化和完善，艺术管理学科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新业态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新现象的出现，当前的艺术管理学科在试图容纳所有新业态、新方法和新现象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这种“一股脑”的吸纳方式不仅导致学科内容过于庞杂，还使得学科建设缺乏针对性和深度，艺术管理学科的内容日益纷繁杂乱，学科建设遭遇挑战。当前，新消费时代到来、艺术市场与艺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艺术科技融合发展，尤其是数字化所引发的艺术传播方式的变革更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艺术消费需求的大规模爆发，艺术消费需求在数字化时代所引爆的超常规经济效益更是让国家和产业将其视为一种资源或资产来对其进行价值发现与价值挖掘，使得艺术进入到商业化、产业化和大众化时代。这时，就需要针对艺术商业、艺术市场化基础上的艺术活动这个运营层面所进行的系统运营与管理，主要包括艺术商业、艺术市场、艺术产业、艺术金融、艺术技术经济及艺术市场的政策法规与监管等内容进行观察研究，[4]而原本的艺术管理学科，无法涵盖艺术经济的发展。于是，艺术经济在原本艺术管理学科体系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分离出来，形成了艺术本体教育、艺术管理与艺术经济三者相互交叉、融合共生的现状。

可见，艺术经济从现有的艺术管理学科不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是大势所趋，就像艺术管理从传统艺术教育与文化产业学科中不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一样。若将艺术管理简化为“盈利”与“非盈利”两大范畴，众多艺术管理活动将难以被单一维度所概括。因此，从综合视角审视，艺术经济学科的兴起显得尤为关键。该学科实现了从传统管理与服务支持向文化艺术资源优化配置的转变，艺术经济学科确立了其独特的学科定位。

图2 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分化

艺术管理学科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如此迅猛的发展态势，并逐渐形成多元化的分化格局，不仅仅是由于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外部环境需求所驱动，更是源于学科内部自身不断追求进步和完善的发展内在需求所推动。换句话说，艺术管理学科的演进既是对外部社会变革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学科自身逻辑体系不断优化和拓展的必然结果。

二、数字化加速了学科的分化

科技进步与社会分工日渐细化会冲击原本的学科逻辑与学科系统，学科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以维持自身更好地发展，学科分化便会由此发生。因此，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创新发展，无不是历史和逻辑的有效统一。也就是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学科内在发展逻辑与规律驱动及时代背景影响的结果。

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经济社会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2]可以发现，数字化改变了历来的资源形态、生产形态、消费形态、服务形态、治理形态乃至生活状态，因而是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而非改革。因此，能否及时、科学、有效地建构起学科相应的系统架构、知识体系、研究对象、培养模式等关键问题，探索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研究范式，关系到学科的长远发展。所以，数字化加速了学科的分化及其在分化基础上的综合，作为学科组成部分的艺术管理学科也概莫能外。

（一）数字化正在改变艺术管理的学科形态

从文化艺术管理向数字化艺术管理的转变，标志着一种形态上的质的飞跃。在此过程中，无论是载体、理论形态、学科体系、研究的核心问题，均经历了深刻变革。数字技术的变革在艺术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文化艺术管理学科在理论体系以及学科形态的转变。从文化艺术管理到数字化艺术管理的跃升过程，也是社会形态的跃升过程（见图3），从传统形态到互联网形态再到数字化艺术管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艺术管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在不断变迁。

1、传统形态下的文化艺术管理的载体是基于传统形态基础设施下的一对一服务机制，其基本理论形态是一种单一化项目服务，提供个体视角的同质化服务，单向度服务的累加就形成了传统形态下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体系。这一阶段研究的核心在于文化艺术生产、展示、传播、流通、服务、空间、环境等展开的文化艺术管理过程。目的是将文化艺术资源化、系统化、最大化，最终实现文化艺术价值的最大化。具体而言，这一理论体系是通过将多个单一且方向明确的服务实例进行累加与整合而逐步形成的，这一理论体系在本质上具有单一性和有限性的局限，它更多地聚焦于文化艺术管理的具体操作层面，而缺乏对于更深层次、更广泛维度的探索与考量。

在这一阶段，文化艺术管理的研究核心紧密围绕文化艺术生产、文化艺术展示、文化艺术传播、文化艺术流通、文化艺术服务、文化艺术空间以及文化艺术环境等环节展开艺术管理过程。从每一个环节来看，文化艺术生产环节关注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制作；展示环节侧重于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与观众体验；文化艺术传播环节涉及艺术信息的传递与扩散；文化艺术流通环节关注艺术市场的运作与交易；文化艺术服务环节强调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艺术体验与服务；文化艺术空间与文化艺术环境环节创造符合艺术作品特质与观众需求的物理空间与文化氛围。这些环节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文化艺术管理过程的主体框架。

2、依托于互联网形态基础设施的互联网时代的服务形式逐步平台化，基本理论形态转向平台化服务，通过技术支持能够关注到海量人群的多样需求，以平台化机制为核心也形成了集成化平台服务理论体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资源的信息化进程，加强了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的建设。

互联网形态下，服务形式也就是载体正逐步向平台化转型，基本理论形态随之趋向于平台化服务的构建，以海量用户群体为主要研究视角，致力于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体验。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平台能够精准捕捉并分析海量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为艺术服务提供坚实的支撑体系。以平台化机制为核心，形成集成化的平台服务理论体系，该体系强调平台在资源整合、需求匹配以及价值创造中的关键作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艺术资源的信息化进程开启了全新的大门，使得传统艺术资源得以以数字化形态呈现，进而拓宽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边界。平台化的服务支撑体系，为文化艺术资源的信息化、艺术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潜在价值的深度发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互联网形态下所开拓的艺术资源平台化服务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完全发挥出艺术资源的巨大潜力。

3、数字化时代依赖于数字形态基础设施，数字化形态最终向数智化形态的转变构成了以数字化场景为服务载体的数字化艺术管理形态。这阶段能够用场景化服务面向海量人群，提供更具个性化和深度的体验服务，同时通过数字驱动的场景管理体系实现服务。理论体系以数字场景为中心，系统整合实现体系的全面性。由此，数字化使文化艺术资源化、系统化管理，文化艺术资源的价值发现趋于全面，赋予艺术管理全新的定义。

数字化形态向数智化形态的演进，标志着艺术管理从技术革新迈向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构建了以数字化场景为载体的新型艺术管理框架，场景化服务成为连接艺术与大众的关键纽带。通过精细化的用户画像与行为分析，为海量人群提供个性化、深度体验服务。数字驱动的场景管理体系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与质量，优化了艺术资源配置与利用。场景化、个性化、数据驱动等理论形态，形成了以数字场景为中心的系统理论体系，为文化艺术资源的资源化、系统化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开辟了价值发现与管理的新平台。文化艺术资源被重新定义为战略性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数字化技术不仅促进了文化艺术资源的整合，还拓展了文化艺术治理的内涵与外延，提升了管理效率与精准度，推动了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创新与文化消费引导。数字化不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服务机制、艺术治理、理论体系和核心价值的全面升级。数字化艺术管理强调以场景化、个性化、深度体验为导向，为艺术管理提供了新的定义和可能性。艺术管理的方式已经从“用人去管理”发展成“用互联网去连接”再到“用数字技术去提升体验”，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也从简单空间、互动空间再到新形态空间。数字化管理是未来的趋势，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艺术资源的最大价值，实现系统化、智能化的管理方式，让服务更贴近每个人的需求。

图3 数字化过程中的文化艺术管理

（二）数字化正在改变艺术管理的知识生产

在艺术管理领域，数字化正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推动知识生产的变革以及学科的分化。以下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数字化如何重塑艺术管理的知识生产体系。

1、资源的形式变化。数字化首先体现在资源形式上的转变，从文化艺术资源化、系统化到资源数字化、数字资源系统化，数字化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更为灵活和多样的形式。文化艺术资源的存在形式、储存方式以及呈现方式可以摆脱对物质载体的依赖，转而以一种虚拟性的方式。这种转变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帮助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跨越传统资源的限制。数字化采集与转换、数字化存储与管理、资源保护与修复、资源共享与传播、数据分析与挖掘以及版权管理与授权等环节，共同构成了艺术资源数字化管理的核心内容。敦煌莫高窟通过数字化技术，对莫高窟存有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492个洞窟中的289个完成数字化影像采集，对45身彩塑、140个洞窟、7处大遗址实现了三维重建，有效数据存储量已超过350TB。在将莫高窟的文化资源数据化的基础上，进行编辑和整合，开发动画、影视、游戏等视觉内容，预计在全部数据采集完成后形成数字资源档案，打造一站式敦煌文化共享平台，构建莫高窟数字文化资源图谱，实现实体文化资源向结构化数字资产的转化。从数字化实践中可以看到，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文化艺术资源不仅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进行整合和利用，还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2、市场的运营变化。从传统经济中以品牌（IP）为核心，到互联网经济中平台的崛起，再到数智化时代以数字化场景为重心，市场运营的载体与方式不断迭代升级。这一演变不仅重新定义了消费者的角色，更实现了消费者与沉浸式体验的深度融合，构建了全新的数字化消费生态。这种消费生态的转变，要求艺术管理领域对知识体系进行更新，以确保理论能够适应新的市场格局。平台作为市场的重要中介，从最初的信息中介阶段（Web1.0），到用户互动阶段（Web2.0），再到价值共创阶段（Web3.0），其演进不断推动市场运营载体与方式的升级，运营模式亦在数字化浪潮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一系列变化不仅重新界定了消费者的角色，而且促进了消费者与沉浸式体验的深度融合，构筑了全新的数字化消费生态系统。

3、生产方式的变化。数字化为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围绕品牌（IP）展开转变为围绕数字化场景展开，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呈现出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趋势。生产与服务方式从传统的以品牌为中心的单一模式，转向以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化场景为中心的互动性与多元性更强的模式。以2024年6月26日上海博物馆东馆数字馆正式对外开放的“山水江南”数字展为例，该项目基于馆藏文物开发，深入研究并挖掘馆藏历代画作的内涵细节及创作背景，借助先进数字技术，打造了一个无实体展品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多媒体沉浸式展示空间。通过多媒体技术对展品内容进行二次创作，生动呈现了中国江南地区山水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风格演变。与以往单纯的展品摆放、单品互动的展陈方式不同，此次布展从“山水”这一中国古代绘画题材的整体出发，强调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旨在加深观众对文物的理解以及对文明传承和探源的认知。这种二次创作过程实质上体现了艺术管理生产模式的智能化重构，标志着从以品牌为核心的传统单一生产与服务模式，向以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化场景为焦点的更具互动性与多元化的生产与服务模式的转变。

4、消费方式的变化。从产品化消费到场景沉浸式消费的转变，消费者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沉浸式的消费体验成为创作的一部分。这种消费方式的转变为艺术管理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同时提升了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同时，数字场景建构对艺术管理的学科知识结构、智能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学科边界的扩展，学科交叉、知识融合创新属性的强化。产品化消费是以商品本身为中心的消费模式，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的功能属性，其价值衡量具有客观标准。场景沉浸式消费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的是一套复合价值系统，消费的不仅是产品本身的价值，更是在特定环境或情境中的整个体验过程。第二是价值创造逻辑的变化，传统大宗商品是通过标准化、规模化降低成本，消费者获得的是使用价值，边际效益随拥有量增加而递减。而场景沉浸式消费则是强调叙事体验，其价值在于情感记忆的不可复制性。以书店的消费模式为例，传统书店主要依赖图书销售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辅以文具等办公用品，商品种类较为单一。为了增加收入，书店通常采取打折促销、教辅材料销售、杂志订阅等策略，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在选购图书时，主要关注的是图书本身的价值。然而，新型书店如西西弗、茑屋书店等，已经开始显著增加文创产品和咖啡饮品等非图书类产品的销售比重，并相应扩大了这些商品的店面空间，在这些书店，消费者在购买文创产品和饮品时，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而是由独特的空间设计、文化活动、咖啡香气以及背景音乐共同营造的“知性生活场景体验”。在这种消费模式下，商品的价值已经与其他元素融合，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消费场景，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沉浸式体验成为场景故事叙述的一部分，这种参与式消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文化体验，也促进了艺术管理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

5、评价方式的变化。在数字化语境下，评价方式从产品或服务的表层价值评估，转向挖掘资源内涵的价值，这种变化促使评价标准更加精细、全面。从表层功能评估向深层价值认知的转型，本质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在价值评估维度的映射。传统的评价方式多围绕产品本身的功能或是服务的质量，这是基于实证主义范式下的量化评估，注重对产品或服务本身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数字化时代，艺术管理的知识生产不再依赖于产品或服务本身，而是更多地涉及资源的整合、创新以及文化内涵的挖掘。因此，评价方式也从单一的产品或服务式评价转向更为全面的“场景－感受－情境”过程的整体评价。这一更注重过程的评价方式更加注重对文化艺术资源的深度挖掘和价值认知，以揭示资源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潜在价值，从而为艺术管理的知识生产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评估。以往我们在关注一件文物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它的器形、出土时间和地点、保存情况等，而在数字化的体系下，文物延伸为IP形象、二创产品等，其评价方式也从单一的物理属性评估转向多元化的价值评估。这种评价方式不仅关注文物的本身，还关注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这种评价方式促使我们在数字化时代中重新审视文化艺术资源的价值，推动文化艺术的知识生产向更高层次发展。

6、参与者的变化。数字化场景的构建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从单一的客户和受众到数字场景建构者、共享者、体验者，参与者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通过数字化手段，文化艺术的创造过程更加开放包容，参与者的角色更加广泛。在传统模式下，客户通常是购买产品或服务的人，受众是接受信息或内容的被动接收者。观众购买门票观看演出，读者购买书籍阅读，这些都是典型的客户和受众角色，作为单向信息接收者，参与度有限，缺乏互动与反馈机制。通过数字化手段，文化艺术的创造过程更加开放包容，参与者的角色更加广泛。参与者可以与场景互动生产内容，也可提供内容或是体验，成为社区的协作者，如UGC平台即用户生成内容，更强调参与者的沉浸式和互动式体验，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体验者甚至能够直接影响作品的呈现。从传统的生产→传播→消费的单向链条，到建构→共享→体验→再建构的循环链条，数字化实现了参与者角色的转换，其价值创造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以Roblox为例，在视频游戏产业面临开发成本攀升的行业困境下，Roblox平台通过构建用户生成内容（UGC）驱动的生态系统，通过模块化开发工具降低创作门槛，形成内容供给的“长尾效应”，并且结合专业游戏工作室作品，通过交叉推荐算法实现UGC与PGC的协同互补。同时，平台运用机器学习优化推荐引擎，通过多模态嵌入构建个性化推荐模型，与传统游戏企业相比，Roblox的UGC模式具有低成本扩展、适应玩家偏好和创作者经济网络效应的优势。这种技术赋能下的内容供需匹配机制，推动平台在2024年第三季度实现营收9.19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从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第一股”到目前世界最大的多人在线创作游戏平台，Roblox诠释了数字化场景是如何改变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参与者的角色实现了重要转变。

7、治理方式的变化。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是最具结构性意义的变革之一，传统的治理模式强调监管、管理，数字化治理模式强调协作与共赢，是一种共建、共享、共治的模式。随着数字工具的普及，当每个个体都能通过数字工具成为文化生产的节点，传统的中心化权威被消解，代之以去中心化的、流动的文化生产网络。这既是技术赋能的新节点，也是对文化治理体系的全新挑战——如何在激发创造力的同时，守护文化多样性与伦理底线。从监管模式向共建、共享、共治模式的转型，标志着人类社会治理模式从中心化、层级化向主体多元化、工具智能化的转变。这种转型不仅是技术驱动的必然选择，更是应对全球复杂性挑战的必由之路。

在数字化发展融合的背景下，对艺术管理学科形态和知识生产两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化艺术及其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学科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需要构建新的人才培养体系以适应分化之后的学科建设要求。

三、艺术管理的学科定位与边界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创新发展，无不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效统一。也就是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学科内在发展逻辑与规律驱动及时代背景的影响结果。[2]所以，需要站在整体学科的视角来探讨艺术管理的学科定位与边界问题。

（一）学科成立的前提

在探讨学科定位之前，要明确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什么，总结下来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点要有独立自洽的学科研究逻辑。学科须具备内在一致的理论框架与推理体系，能够通过自洽的逻辑链解释现象并预测规律，学科研究逻辑是学科成立的重要前提，而这需要将历史与逻辑进行有效统一。第二要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需聚焦于特定的对象，形成区别于其他领域的核心研究范畴，范围应该是边界清晰，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动态演进的。艺术管理的研究对象已经逐渐从传统的艺术创作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到现在扩展到数字场景下艺术作品、艺术市场、艺术教育等方面。第三要有相对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内容包括了该学科要研究什么、研究的基本原理以及理论框架结构等，细化研究主题，形成可操作化的研究问题与知识模块，通过将问题分层分领域或模块，形成研究图谱。第四要有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即标志性的方法论工具，即使与其他领域共享或同名，也应形成艺术管理学科独特的应用范式。针对不同的学科要制定相应的研究方法，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方法，还需要有一套能够实践的研究方法。第五要有相对系统的学科体系。每个学科都有核心的研究领域，完整的系统的学科体系有助于学科知识的传承与发展，规范学术研究，促进学科的发展，构建层次化、结构化的知识系统。这个体系中应含基础理论、应用分支与教育体系，包括纵向分层和横向交叉两个坐标。第六要有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一个学科的成立必须要能够发现问题并能解决实践问题，即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应用中验证与完善自身，这也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最终目的。

（二）艺术管理学科的定位与边界

艺术教育是从传统的艺术本体教育开始，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学科不断分化的趋势。传统的艺术教育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学科体系，艺术管理教育独立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业态的不断发展，艺术管理中与艺术经济相关的内容不适应原本的学科体系，艺术经济学科逐渐从中独立出来。

图4 艺术管理学科的进化与学科定位、边界

图4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艺术教育的学科形态及其边界的一个发展过程，其基本的学科形态可扩展为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是艺术本体学科教育。在传统的专业化、细分化教育培养体系下，艺术本体学科教育是艺术教育的基础与重点，这种细分化和专业化有助于学生深入掌握某一艺术领域的核心技能和理论知识。这一学科关注对艺术创作及其规律的研究，涉及到灵感、技巧、情感和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审美创作的过程。艺术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使他们能够通过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审美创作过程不仅是对美的感知和欣赏，还包括对艺术作品的深度理解和评价。艺术本体的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创作过程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艺术本体学科研究内容和目的是以审美过程为导向，通过对审美过程的研究，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判断力；最终目的是实现艺术价值的创造。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上，还包括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通过艺术教育，创作者能够创作出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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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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